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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而瑞指出，就7月单月来看，百强房企销售额达到7642亿元，同比增长57.7%，虽环比下降31.5%，但销售额与1-6月均值基本持平。其中，碧桂园、万科和恒大单月销售均突破400亿，分别为490.0亿元、451.4亿元、406.6亿元。第二梯队的融创明显加快节奏，单月销售338.7亿元，排名第四，保利地产单月销售278.08亿元，位列第五；单月突破百亿的还有新城控股、龙湖、中南建设等十余家房企。

高盛指出，包括缓和美中贸易紧张关系、中国A股指数纳入MSCI、温和的美联储和国内政策放松在内的宏观和市场催化剂正在成为现实。在股票方面，不断上涨的市场帮助减轻了股票质押贷款的部分压力，但高盛估计，其中约6700亿元人民币（占未偿贷款的35%）仍面临清算风险。重要的是，尽管券商的保证金余额仍处于低位，但坊间证据表明，场外杠杆这个2015年繁荣与萧条的罪魁祸首，正开始重新浮出水面。

成立货币兑换所为人民币题字华北财经办事处首要任务即尽快发行统一的货币，董必武称之为“第一要务”。他提出的方针是：把统一货币的工作放在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前边。经过调研，董必武率下属干部很快就把各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确定了下来并上报中央批准。同时，为了统一解放区货币，董必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首先由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货币兑换所，负责兑换各解放区的货币及物资调配，同时又部分地执行银行的功能。虽然货币兑换所不发行统一货币，但经过它，各解放区的货币就能有一个统一的换算和兑换，具备了银行的雏形。它的建立，为统一货币和建立银行打下了基础。

城、农商行资产端资质更加下沉，若缩表将伤及信用创造。具体到不同的债券品种，城、农商行相较于全国性商业银行而言，不仅配置较低资质的信贷资产，对低评级债券、民企债等资产更加宽容，很多弱资质城投都依赖于本地区域的城农商行的“工具箱”，其中就包括规模未知的“结构化发行”。全国性商业银行所持债券以政府债券、政策性银行债等无风险品种为主，信贷客户也多为大型央企、国企、民企集团等。基于此，城、农商在信用创造上的作用无法简单被大行替代，若同业链条收紧导致城、农商行缩表，则信用品种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抗战开始，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黄亚光除继续参与光华代价券及陕甘宁边区银行券的设计外，还参加了银行业务的领导工作。1942年6月，他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副行长，9月行长朱理治离任，由他代理行长，不久，被正式任命为行长。他长时期在生产比较落后、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领导边区银行紧密配合财政、外贸，为保证战争供应和发展边区经济而艰苦奋斗。

防风险为主，银行信息共享有助于减少重大信用风险时间的发生及扩散。联合授信机制以防风险为主，企业范围主要针对融资余额较大的企业，意在约束大企业多头融资、过度融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规避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生，并减少重大信用风险的扩散，并非简单约束企业融资。对于银行而言，共享企业信息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企业经营及财务状况，避免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因市场竞争而对大企业形成过度信贷、在经济下行阶段内对企业风险认知不足或因控风险而对企业实行“抽贷”，此举有助于弱化经济周期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并防控重大信用风险事件。